晚上在微信上跟同事聊天，前一分钟还有说有笑，后一分钟对方突然问：“XX是你班里的学生吧？”我说是啊。同事说：“她这两天在国外？”我说：“嗯，他们好像出国玩儿了。”同事问：“你们专业停课了？”我说没有啊，是学生参加了外国使馆的一个活动，赢了往返机票，所以去了欧洲。
“他们有几个人？”“四个。”“跟学院请假了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他们应该向辅导员请过假了。”同事说：“那好，我去问问辅导员。”我一看情况不妙，赶紧拦住同事：“别问了，他们可能没有告诉辅导员……”
接下来的五分钟，我接受了同事连珠炮式地拷问：他们出去几天你知道吗？他们交请假条了吗？你们跟教务处打报告了吗？缺的课怎么办？这个月你们班的考勤表交了吗？万一学生在国外出了意外，你们怎么交代……我被问得哑口无言，最后只好说：“反正他们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你可不可以当作不知道这回事？”同事说：“那怎么可以，你们教研室一向都这么没有纪律观念！你明天还是自己主动去找院长交代问题吧！”
愉悦的气氛瞬间消失了。这可真叫人愤懑——不过我不是气同事的铁面无私，而是气这几个学生，也未免太不懂事了吧？出去玩也就罢了，为什么还要这么高调地发微博、发朋友圈？之前居然还请我帮忙转发，被我断然拒绝——尽管如此，他们的行踪还是被其他老师发现了。
其实，当我们得知这几个学生要翘课去国外玩儿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订好了机票，属于先斩后奏。由于这是外事活动的一部分，而且使馆给他们制订了充实的参观行程，我们几个任课老师就没有再说什么。也就是说，当默许他们缺课的时候，我们也跟他们一样，把学校的规则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后来的处理方式是让学生连夜写了一份检讨书。有个女生在微信上说，她觉得不公平，以前班里也有同学翘课的，但都没有被查到，为什么偏偏他们这么倒霉，要受到处罚？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你们在欧洲，坐火车常常没有人检票，也许有100个旅客侥幸逃票了，但有一个被抓住，受到了很重的处罚，你觉得他是应该嫉妒那100个人没有受到处罚，还是应该反省自己逃票了呢？”
当然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也是很心虚的，因为我跟学生一样，都属于漠视规则的人。不得不承认，长期以来，我没有很认真地进行过考勤。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。首先，自己读大学的时候，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些每堂课都点名的老师。学校有一位老师，以考勤严厉闻名，因此他也成了怨府的所在，一代又一代学生，都编排着他的各种段子。其实我蛮同情这位老师的，他不过是迂腐了一点罢了，不该被黑得那么惨。所以当我成为老师后，因为深谙学生心理，也不愿意在考勤问题上太过较真。其次，我一直认为，如果我的课不那么吸引学生，我也许就没有资格强迫他们准时坐在我的课堂里，浪费他们的时间。足够精彩的课，学生们应该会争着抢着到教室里来占据前排座位吧？
上个学期，学校要求严格考勤纪律，让班长每星期把考勤表交到辅导员那里备案。接到这个任务，班长很为难。有一天上课，他拿着考勤表来找我，说有几个同学没来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记录。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你把考勤表给我吧，这事我来负责。”后来，我自然是不可能把那几个没来的学生标注为全勤的，但我选择了不把考勤表交上去。有意思的是，辅导员老师也从来没有问过这件事——不知道她有没有发现我们班的考勤表缺失了，或者说她发现了，但没有来问我。最后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
我想我们对学校规则的不尊重，也许就是从这些小事一点一点慢慢形成习惯的。
我一直以为，在考勤这件事上，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可以“你好我好大家好”。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却让我颇受震动。前不久，我拿到了上学期的教学评估结果，在学生意见栏里，赫然列着这样一条：“希望老师严厉一点，比如那些经常缺课的人，却在总评时仍然拿到了满分的平时成绩，这让我们感到很受伤。”对违规者的放任，就是对遵纪守法者的伤害——这个道理我一直都懂，但是这个学生的意见，却让我明白，这样的伤害是真真切切存在的。
那一个被抓住的逃票者，确实应该检讨自己的过错。然而对于我们来说，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，为什么前面那100个逃票者，都能够顺利过关呢？
